感染会导致肝硬化的不良进展，病死率增高，而肝硬化向终末期发展又会加大患者感染的易感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肝硬化患者免疫功能受损，肠屏障功能障碍，肠道菌群组成与功能改变，菌群移位，易并发感染。抗菌药物是抗感染最常用的手段，但传统经验性抗菌药物治疗或不合理的抗菌药物应用可能促进多重耐药菌的传播，同时也可能破坏肠道微生态，进一步加重感染的易感性。因此，新的预防和治疗肝硬化并发感染的方法需要被关注。本文旨在探讨肝硬化并发感染与肠道微生态的关系，并着重介绍肠道微生态调节，如益生菌、益生元、新型抗菌药物、肠道代谢物、粪菌移植及中医药调节在肝硬化并发感染中的应用，以期为肝硬化并发感染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目的 探讨外周血炎症标志物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2019年1月至2022年4月就诊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的431例肝细胞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肝细胞癌组），153例肝血管瘤患者作为对照组。计算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淋巴细胞与C反应蛋白比值（LCR）、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CAR）、白蛋白与总胆红素比值（ABR）、纤维蛋白原与白蛋白比值（FAR）、纤维蛋白原与前白蛋白比值（FPR）；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区分肝细胞癌与肝血管瘤的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以上指标对鉴别肝细胞癌和肝血管瘤的辅助诊断价值。结果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男性、年龄、NLR、CAR、FPR是肝血管瘤发展为肝细胞癌的危险因素（比值比=11.710、1.110、1.998、1.035、7.989，均P<0.05）；ABR、PLR、LMR、FAR是肝血管瘤发展为肝细胞癌的保护因素（比值比=0.686、0.978、0.670、0.798，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在单项指标中，LMR、CAR、ABR、FPR对鉴别诊断肝细胞癌和肝血管瘤表现出较好的诊断效力［曲线下面积（AUC）>0.7］，其中保护因素LMR的诊断效能最高，其AUC为0.761；联合检测NLR、PLR、LMR、LCR、CAR、ABR、FAR、FPR指标，其AUC为0.946，具有最高的诊断效能。结论 NLR、PLR、LMR、LCR、CAR、ABR、FAR、FPR对肝细胞癌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其中NLR、CAR、FPR是肝细胞癌的危险因素，ABR、PLR、LMR、FAR是肝细胞癌的保护因素，以上指标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对肝细胞癌的诊断效能。

目的 探讨血清生长停滞特异性蛋白6（Gas6）、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和血清胆碱酯酶（S-ChE）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肺部感染临床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价值。方法 选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106例COPD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作为感染组，另纳入同期111例COPD未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作为非感染组。根据预后情况将感染组患者分为生存组（83例）与死亡组（23例）。比较非感染组和感染组患者血清Gas6、PAI-1、S-ChE水平。比较生存组和死亡组患者一般资料。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血清Gas6、PAI-1和S-ChE对老年COPD患者发生肺部感染以及肺部感染患者发生死亡的预测价值；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老年COPD合并肺部感染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 感染组血清Gas6、PAI-1水平高于非感染组，S-ChE水平低于非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Gas6、PAI-1、S-ChE及三者联合诊断COPD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797、0.782、0.889，三者联合诊断的曲线下面积高于各自单独诊断（Z=4.527、5.435、4.167，均P＜0.001）。死亡组COPD全球倡议Ⅲ级、合并糖尿病比例以及血清Gas6、PAI-1水平高于生存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以及S-ChE水平低于生存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as6、PAI-1是老年COPD并发肺部感染患者发生死亡的危险因素，S-ChE是保护因素（均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Gas6、PAI-1、S-ChE三者联合诊断COPD合并肺部感染患者死亡的曲线下面积高于各自单独检测（均P＜0.05）。结论 老年COPD合并肺部感染患者血清Gas6、PAI-1水平升高，S-ChE水平降低，三者对疾病的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价值。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在肝衰竭患者中的促炎作用和NETosis在肝衰竭肝脏炎症反应过程中的致病作用。方法 选取2020年10月至2022年2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30例肝衰竭患者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体检健康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比较2组受试者的血清生化指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血清中NETs标志物髓过氧化物酶(MPO)-DNA水平，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中性粒细胞中NETs标志物分子MPO和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水平，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供肝和肝衰竭患者肝组织中MPO水平。结果 观察组凝血酶原活动度、白蛋白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总胆红素、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结果显示观察组MPO-DNA水平高于对照组［（10.0±2.7）μg/L比（3.4±1.0）μg/L］(P＜0.001)。免疫荧光结果显示观察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NE、MPO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肝衰竭患者肝组织中MPO的表达水平高于供肝组织。结论 肝衰竭时，中性粒细胞活化产生NETs，并通过NETosis促进肝脏炎症反应，加重肝脏损伤。

目的  观察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联合靶向及抗病毒方法治疗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性肝细胞癌在病毒学及免疫功能方面的效果。方法  选取2021年3月至2022年4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HBV相关性肝细胞癌患者70例。完全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5例。对照组给予丙酚替诺福韦+靶向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信迪利单抗治疗。观察患者治疗前和治疗第1、3、6个周期的病毒学及免疫功能指标变化。结果  治疗第3、6个周期，观察组HBV DNA定量转阴率高于对照组［71.4%（25/35）比37.1%（13/35）、94.3%（33/35）比54.3%（19/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治疗前和治疗第1、3、6个周期观察组和对照组HBV表面抗原定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治疗第1、3、6个周期观察组HBV表面抗原定量水平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治疗第1、3、6个周期，对照组CD+4 T淋巴细胞、CD+8 T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数目较治疗前逐渐减少，而观察组较治疗前逐渐增多，观察组均多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信迪利单抗联合靶向及抗病毒方法治疗HBV相关性肝细胞癌患者效果良好，在降低病毒的复制能力、提高机体免疫能力方面优于单纯抗病毒联合靶向治疗。

目的  探讨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AF）和替诺福韦酯（TDF）对初次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效果及应答不佳的处理方案。方法  回顾性收集163例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CHB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服用药物不同分为TDF组（85例）和TAF组（78例）。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乙型肝炎病毒（HBV）DNA应答的因素，并对基线HBV DNA、基线丙氨酸转氨酶（ALT）、药物、性别、基线乙型肝炎e抗原（HBeAg）进行分层分析。分析治疗48周未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HBV DNA＜20 kIU/L）的CHB患者结局。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基线ALT、基线HBV DNA、基线HBeAg是患者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的影响因素，其中女性、基线ALT异常、基线HBV DNA载量低、基线HBeAg阴性患者更容易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均P＜0.05）。治疗48周72.4%（118/163）的患者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TAF组完全病毒学应答率高于TDF组（P＜0.05），基线HBV DNA≤2×105 kIU/L组完全病毒学应答率高于基线HBV DNA＞2×105 kIU/L组（P＜0.001）。在治疗48周未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的患者中，继续按原方案治疗48周者，78.6%（11/14）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转换或加用另一种核苷（酸）类抗病毒药治疗48周者，81.0%（17/21）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结论  TDF和TAF均能有效抑制HBV DNA复制，且TAF疗效不劣于TDF；患者HBV DNA水平是发生完全病毒学应答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治疗48周发生应答不佳的患者应及时换药或在联合用药基础上增加剂量，促进患者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及减少耐药的发生。

目的  探索¹⁸F-脱氧葡萄糖（FDG）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X线计算机体层成像(PET/CT)在发热待查患者中的诊断价值，筛选有助于提高¹⁸F-FDG PET/CT诊断效能的临床参数。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8年7月至2022年7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163例发热待查患者的临床资料，最终诊断由组织学结果或有效的临床治疗确定。将发热待查病因分为主要的感染性疾病组（48例）、非感染性炎症性疾病(NIID)组（42例）、肿瘤性疾病组（33例），分析发热待查不同病因间的临床差异。分析¹⁸F-FDG PET/CT对发热待查患者的诊断价值。结果  ¹⁸F-FDG PET/CT的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49.7%、78.8%、17.9%、51.1%、43.8%。感染性疾病组、NIID组、肿瘤性疾病组3组间白细胞计数、血清铁蛋白、乳酸脱氢酶、红细胞沉降率、最大标准化摄取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白细胞计数（比值比=0.890，95%置信区间：0.809～0.978，P=0.016）、血红蛋白水平（比值比=0.981，95%置信区间：0.963～0.999，P=0.034）与¹⁸F-FDG PET/CT的真阳性率呈负相关，C反应蛋白则无明显相关性（比值比=1.005，95%置信区间：1.000～1.010，P=0.073）。结论  对于发热待查患者，¹⁸F-FDG PET/CT是有效的诊断工具，对于低白细胞计数及低血红蛋白水平患者应尽早行¹⁸F-FDG PET/CT检查，有助于疾病早期诊断与治疗。

门静脉高压是导致肝硬化患者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重要原因，会导致患者短期死亡风险的上升，因此门静脉高压的早发现、早监控和早治疗对于患者预后的改善及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重要意义。体外检测指标具有无创、安全、简便、经济的特点，对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无创评估有重要价值，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本文综述了血流动力学指标、肝脏纤维化指标、炎症相关指标、联合指标及菌群指标在门静脉高压诊断及评估中的研究进展。

目的  探讨瞬时弹性成像系统FibroScan联合甲胎蛋白检测对肝细胞肝癌（HCC）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7年6月至2022年8月收治的肝病患者共247例，将其分为HCC组（73例）、肝硬化组（83例）和慢性病毒性肝炎组（91例）。采用瞬时弹性成像系统FibroScan检测3组患者肝脏硬度值（LSM）。比较3组患者LSM和甲胎蛋白水平。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LSM、甲胎蛋白单独和联合对HCC的预测价值。分析LSM分级与HCC发生率的关系以及LSM水平和HCC肿瘤直径的相关性。结果  HCC组LSM、甲胎蛋白水平均高于肝硬化组和慢性病毒性肝炎组［（22.4±17.7）kPa比（14.1±8.5）、（5.9±1.3）kPa，35.67(5.19,546.50)μg/L比4.69(3.02,6.49)、2.54(1.96,4.00)μg/L］，肝硬化组均高于慢性病毒性肝炎组(均P＜0.001)。LSM联合甲胎蛋白预测HCC的曲线下面积分别大于LSM和甲胎蛋白单独预测(0.904比0.806、0.849，均P＜0.05）。LSM联合甲胎蛋白预测HCC的敏感度为73.97%，特异度为88.51%。以8.6 kPa作为截断值，当LSM为8.6、13.6、18.6、23.6、28.6 kPa时，HCC发生率分别为50.00%、57.89%、66.00%、67.57%、75.00%。LSM与HCC患者肿瘤直径呈正相关（r=0.404，P＜0.001）。结论  LSM升高者HCC发生风险也随之升高；当LSM＞18.6 kPa时，应参照高风险人群管理。LSM联合甲胎蛋白预测HCC比LSM或甲胎蛋白单独预测更可靠。

目的 探讨体外循环术后患者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05年1月至2015年12月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在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并于术后发生ARDS的患者145例为ARDS组。根据每例ARDS患者的手术年份及年龄，随机匹配2例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后未发生ARDS的患者作为对照组（290例）。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体外循环术后ARDS的危险因素，并应用列线图方法构建体外循环术后ARDS预测模型。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比值比=0.98，95%置信区间：0.96～0.99，P=0.001）、手术时间增加（比值比=1.26，95%置信区间：1.05～1.51，P=0.011）、术后第1天高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比值比=1.14，95%置信区间：1.08～1.23，P＜0.001）、吸烟（比值比=2.65，95%置信区间：1.14～6.05，P=0.023）、瓣膜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手术（比值比=2.59，95%置信区间：1.11～6.01,P=0.027）为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患者术后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将上述因素全部纳入预测模型构建列线图，该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834，最佳阈值为0.334时，特异度为0.814，敏感度为0.748。结论 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手术时间增加、高APACHEⅡ评分、吸烟、瓣膜联合CABG手术为体外循环术后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以这些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用于体外循环术后患者ARDS的早期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