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应用机器学习构建并验证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预后模型。方法 收集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确诊的血流动力学稳定的155例急性肺栓塞患者的临床资料，电话随访患者出院后发生不良结局事件（死亡、再发静脉血栓栓塞症、大出血、心力衰竭）的情况。将所有患者按照6∶4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筛选用于构建模型的变量，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在训练集中构建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模型在验证集中的预测效果。结果 155例患者中，23例（14.8%）患者发生远期不良结局事件。LASSO回归在训练集中筛选出12个预测因子用于构建模型（癌症、肺动脉高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贫血、深静脉血栓、心率、舒张压、静脉血栓栓塞症病史、4周内制动史、吸烟史、血清肌酐水平、右心室功能障碍）（回归系数分别为0.143、0.052、-0.023、-0.013、-4.325×10-9、-3.469×10-9、-2.924×10-9、-0.028、-3.904×10-9、0.102、0.037、-0.045），随机森林算法构建的模型在验证集中预测远期预后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7(95%置信区间：0.63～0.90)。结论 基于机器学习构建的模型对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急性肺栓塞患者发生远期不良结局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肺血栓栓塞症（PTE）规律抗凝治疗至少3个月后复发与患者ABO血型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治疗的287例急性PTE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PTE复发情况分为未复发组（147例）和复发组（140例）。收集患者首次就诊时的一般资料。比较2组暂时性危险因素比例、危险分层比例、治疗情况及ABO血型分布情况。结果 2组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吸烟史及饮酒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复发组体重指数≥30.00 kg/m2比例低于未复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组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比例均低于未复发组(均P＜0.05)。2组其他合并疾病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复发组暂时性危险因素比例低于未复发组［5.7%（8/140）比20.4%（30/1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2组危险分层、起始溶栓治疗比例及抗凝疗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复发组O型血比例低于未复发组［15.7%（22/140）比34.0%（50/1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复发组中A型血比例最高［40.7%（57/140）］。结论 规律抗凝治疗至少3个月后，O型血患者PTE复发风险较低。

目的 探讨血清颗粒蛋白前体（PGRN）水平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肺功能及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于暨南大学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随诊的AECOPD患者167例（AECOPD组），稳定期COPD患者100例（SCOPD组），另选取体检健康者93例（健康对照组）。比较3组研究对象的基本临床资料、血清PGRN水平和肺功能，以及不同病情严重程度AECOPD患者血清PGRN水平和肺功能，分析AECOPD患者血清PGRN水平与肺功能指标及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结果 3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及吸烟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ECOPD组和SCOPD组血清PGRN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237±26）、（171±21）μg/L比（126±21）μg/L］，且AECOPD组高于SCOPD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用力肺活量（FVC）及FEV1/FVC均低于健康对照组，且AECOPD组均低于SCOPD组（均P<0.05）。随着AECOPD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加重，血清PGRN水平逐渐升高，FEV1、FEV1%、FVC、FEV1/FVC水平逐渐降低（均P<0.05）。AECOPD患者血清PGRN水平与FEV1（r=-0.621，P<0.001）、FVC（r=-0.676，P<0.001）和FEV1/FVC（r=-0.769，P<0.001）均呈负相关，与病情严重程度（r=0.745，P<0.001）呈正相关。结论 AECOPD患者血清PGRN水平与肺功能呈负相关，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可作为患者病情评估的指标。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MP）RNA与MP-免疫球蛋白（Ig）M、MP-IgG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9年5—9月就诊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的686例疑似呼吸道感染患儿，根据患儿年龄将其分为0~<4岁组（298例）、4~7岁组（276例）和＞7岁组（112例）。所有患儿同时检测咽拭子MP-RNA表达及血清MP-IgM、MP-IgG水平。比较不同年龄组、性别间MP-RNA阳性率。记录MP-IgM、MP-IgG阳性率，MP-RNA 与MP-IgM、MP-IgG的诊断符合率。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MP-IgM、MP-IgG在MP感染中的诊断价值。结果 686例疑似呼吸道感染患儿中，175例（25.5%）MP-RNA阳性，4~7岁组MP-RNA阳性率高于0~3岁组、＞7岁组（P<0.05）。男、女MP-RNA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体液免疫检测结果显示，MP-IgM阳性MP-IgG阳性组MP-RNA阳性率最高［59.4%（114/192）］，与其他组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4.29，P＜0.05）。MP-RNA与MP-IgM的诊断符合率高于MP-RNA与MP-IgG的诊断符合率（P＜0.05）。对MP感染诊断价值的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MP-IgM曲线下面积为0.858、敏感度为76.00%、特异度为83.37%，MP-IgG曲线下面积为0.755、敏感度为54.85%、特异度为88.46%。MP-RNA阳性率分别随MP-IgM和MP-IgG水平的升高而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MP-RNA的阳性率随MP-IgM和MP-IgG水平的增高而增高，MP-IgM阳性且MP-IgG阳性患儿MP-RNA阳性率最高。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收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10日收治的76例COVID-19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结果 76例患者中，男、女各占50.0%，平均年龄为（68±10）岁，普通型15例（19.7%）、重型37例（48.7%）、危重型24例（31.6%）。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64例，84.2%）、干咳（50例，65.8%）和乏力（51例，67.1%）等。与普通型和重型患者比较，危重型患者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天冬氨酸转氨酶、血尿素氮、血糖、乳酸脱氢酶、C反应蛋白>10 mg/L者比例、D-二聚体、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肌酸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高敏心肌肌钙蛋白I（hs-cTnI）>0.04 μg/L者比例均高，而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白蛋白水平、CD3、CD4、CD8细胞计数均低（均P<0.05)。76 例患者中，出现呼吸衰竭26例(34.2%)、急性心肌损伤9例(11.8%)、休克6例(7.9%)、肾衰竭3例(3.9%)；好转出院55例(72.4%)、死亡21例(27.6%)，死亡者均为危重型患者，3组患者的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OVID-19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病死率相对较高，其中危重型患者更容易出现多器官功能损害，预后更差。

目的 分析肺脏超声检查对儿童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SMPP)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儿科病房住院的141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病情分为普通MPP（CMPP）组（107例）和SMPP组（34例）。比较2组患儿一般资料及肺脏超声检查结果，分析肺脏超声检查对SMPP的预测价值。结果 SMPP组入院前发热时间、住院时间、肺脏超声检查示肺炎实变长径＞4.2 cm比例、实变面积及实变长径均显著长于/大于CMPP组［7（6,9）d比6（4,7）d、8（6,9）d 比6（5,7）d、79.4%（27/34）比41.9%（39/93）、27.21(12.74,53.31)cm2比4.94(1.10,15.20)cm2、（7.0±2.7）cm比（3.6±2.5）cm］（均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以肺炎实变面积10.995 cm2为界值时，预测SMPP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4%和69.2%；以肺炎实变长径5.75 cm为界值时，预测SMPP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7.6%和 79.4%。结论 肺脏超声检查可作为辅助诊断儿童SMPP的手段之一，以减少或避免射线暴露。

目的 观察甲泼尼龙联合肺泡灌洗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MPP）的效果及对患儿乳酸脱氢酶（LDH）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8年9月至2020年9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确诊的MPP患儿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肺泡灌洗技术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静脉滴注甲泼尼龙进行治疗。比较2组患儿临床症状体征改善情况、肺功能及白细胞介素8（IL-8）、乳酸脱氢酶（LDH）、γ干扰素、hs-CRP水平，比较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咳嗽消失时间、发热消退时间、X线胸片恢复正常时间、肺部症状消失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2组患儿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呼气峰值流速占预计值百分比、最大呼气中段流速占预计值百分比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2组患儿IL-8、LDH、γ干扰素、hs-CRP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13±4）ng/L比（26±4）ng/L、（188±42）U/L比（252±41）U/L、（517±37）ng/L比（698±42）ng/L、（1.45±0.12）mg/L比（2.46±0.24）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8.0%（49/50）比82.0%（41/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00，P=0.004）。2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792，P=0.374）。结论 甲泼尼龙联合肺泡灌洗能够有效改善MPP患儿肺功能及炎性因子表达水平。

目的 分析急性期A型主动脉夹层（AD）患者情绪反应及Roy适应模式临床管理效果。方法 选取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诊断为急性期A型AD患者102例，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单数纳入对照组（51例），双数纳入观察组（51例）。入院时所有患者均采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情绪表达性量表（EES）测定患者急性期情绪反应。对照组采用常规临床干预，观察组采用常规临床干预联合Roy适应模式临床管理，分别于2组患者入院当天及术后3 d应用视觉模拟量表（VAS）、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评价疼痛感、负性情绪和生存质量。结果 所有急性期AD患者PANAS正性情绪评分为（26.1±2.5）分，负性情绪评分为（25.7±3.6）分，且EES总分［（65±7）分］高于其量表总分理论中值（51分）。干预后观察组VAS、SAS、SDS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2.56±0.79）分比（4.68±0.23）分、（47±4）分比（48±6）分、（48±6）分比（49±5）分］，生存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急性期A型AD患者存在负面情绪反应。采用Roy适应模式临床管理，可改善负面情绪，降低疼痛程度，提升患者生存质量。

目的 探讨血浆钙调神经磷酸酶（CaN）水平与糖尿病肾病患者并发左心室舒张功能不全（LVDD）的关系。方法 选择2018年1月至2020年4月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04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其中慢性肾脏病（CKD）3期45例、CKD4期32例、CKD5期27例。所有患者检测血浆CaN水平，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测获得左心室结构和功能相关参数［左心室射血分数，舒张末期室间隔厚度(IVST)、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左心室舒张早期充盈峰最大充盈速度（E值）/舒张晚期充盈峰最大峰值速度（A值）比值、左心室充盈压（LVFP）］。根据LVFP将患者分为LVDD组［LVFP＞15 mmHg（1 mmHg=0.133 kPa），43例］和无LVDD（NLVDD）组（LVFP≤15 mmHg，61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糖尿病肾病患者并发LVDD的危险因素。结果 LVDD组血浆CaN水平高于NLVDD组［（2.31±0.42）μg/L比（1.35±0.28）μg/L］，CKD5期患者血浆CaN水平高于CKD4、CKD3期患者，CKD4期高于CKD3期患者（均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CaN 与IVST、LVPWT、LVFP呈正相关（r=0.531、0.643、0.712，均P＜0.05），与LVEDV、E/A比值呈负相关（r=-0.501、-0.613，均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体重指数、收缩压、CaN水平是糖尿病肾病患者并发LVDD的危险因素（均P＜0.01）。结论 糖尿病肾病并发LVDD患者血浆CaN水平显著升高，CaN水平与糖尿病肾病左心室舒张功能密切相关。

目的 探讨高水平血清可溶性致瘤抑制素2(sST2)扩张型心肌病（DCM）患儿的生存状况。方法 选取2015年9月至2019年3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就诊的149例DCM患儿，根据临床表现和影像学、实验室检查结果，最终纳入104例。记录患儿的基线资料，检测血清sST2水平。记录复合终点事件（心脏移植、心力衰竭及死亡）发生率，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不同sST2水平DCM患儿复合终点事件发生风险以及性别、是否服用β受体阻滞剂、是否有既往心力衰竭史与血清sST2间的交互作用。结果 104例DCM患儿血清sST2中位水平为23.4(19.7，30.9)μg/L，根据sST2水平四分位数，将患儿分为Q1组（≤19.7 μg/L，26例）、Q2组（＞19.7~23.4 μg/L，26例）、Q3组（＞23.4~30.9 μg/L，26例）、Q4组（＞30.9 μg/L，26例）。104例DCM患儿中位随访时间为682（536，792）d，Q1组［11.5%（3/26）］、Q2组［15.4%（4/26）］、Q3组［26.9%（7/26）］、Q4组［65.4%（17/26）］复合终点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在校正年龄、性别、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Z分数、B型脑钠肽、是否应用β受体阻滞剂及既往心力衰竭史后，按sST2四分位水平分组，Q4组患儿发生复合终点事件的风险最高（风险比=9.17，95%置信区间：2.31~36.49，P=0.002），而将sST2作为连续变量，血清sST2水平每增加1 μg/L，复合终点事件发生风险增加5.00% (风险比=1.05, 95%置信区间:1.03~1.07, P＜0.001)。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显示，复合终点事件发生风险随血清sST2水平增加而增加，呈现J型关系。将患儿按照性别、是否服用β受体阻滞剂以及有无既往心力衰竭史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Q4组复合终点事件发生风险均较高。sST2水平与上述变量均无显著交互作用（均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Q4组无事件生存率最低（Log-rank χ2=18.544，P<0.001）。结论 高水平血清sST2是DCM患儿发生心脏移植、心力衰竭及死亡的危险因素。